映象舆情

评论员：邱延波

扶起一位老人，倒下的却是人心。

据媒体报道，9月14日，湖南常德桃源县的尹先生，带着儿子去医院看病，路遇一位推自行车的老人摔倒。出于本能和善良，尹先生好心上前将老人扶起。这本来是好人好事，没想到尹先生好心却没换来好报。家属坚称尹先生撞倒了老人，索赔3万元，并威胁要追究尹先生的法律责任。面对无妄之灾，尹先生承受着巨大的压力，十几天里，他精神恍惚。为了自证清白，他像侦探般寻找周边的监控，终于在一个隐蔽角落找到了一个能清晰拍摄到事发经过的监控视频。监控画面清楚地显示，尹先生与老人的自行车自始至终都没有发生任何接触，老人是自己摔倒的。

9月27日，交警在查看监控视频并进行现场勘查后，确认尹先生与老人摔倒一事无关，无需承担任何责任。老人家属看完证据，扔下一句“对不起”便走人了。一句轻飘飘的道歉，能抚平好人被讹的创伤吗？

扶老人被讹为何多次发生？

扶老人被讹已经不是个案。远的不说，仅2025年就有三起，另外两起分别是：

2025年2月25日，山东省临沂市一名老人骑车摔倒，王先生上前搀扶后反遭老人家属诬陷为肇事者。公安机关通过行车记录仪还原真相，证实王先生清白。

2025年5月16日，甘肃白银的周女士发现一位坐轮椅的老人栽倒在沟里，她主动跳下施救，最后却遭诬陷。经过警方介入，监控证明了周女士的清白。但周女士称，老人儿子等人仍持续诬陷自己，自己为此暴瘦20多斤。

“好心被讹”已经成了社会痛点。网友调侃“扶老人等于扶雷”，虽是戏谑，却道尽心酸。为何这种现象屡禁不止？主要原因还是讹人成本低，震慑不足。老人摔倒，家属急于支付医疗费，情绪激动下往往“找人背锅”。讹成了就是成千上万的赔偿，讹不成也没有任何损失。这种情况下，不少人抱着不讹白不讹的心态，反正没啥损失。

《治安管理处罚法》第49条规定，敲诈勒索可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，可以并处500元以下罚款；情节较重的，处10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，可以并处1000元以下罚款。但现实中，多数类似案件止于口头道歉，鲜有实质处罚。最高法2018年发布的《关于依法惩治“碰瓷”违法犯罪的指导意见》明确，敲诈勒索情节严重的可追刑责，但在基层执行中，考虑到“法不责老”或“社会稳定”，往往大事化小。这种低成本让讹人者肆无忌惮，试错成本几乎为零。

扶老人被讹将让社会信任危机

中国已进入老龄化社会，老人将越来越多，老人摔倒事件将时常发生。如果扶老人反遭诬陷，将让更多好心人不敢做好事。

当好心人不敢扶老人，社会信任就崩塌了。当好心人被逼成“冷眼旁观者”，见义勇为变成空谈，社会道德将日渐滑坡，人际温情将直线下降。如果法律不能及时亮剑，公众对公平的信心就会被蚕食。长此以往，法治权威被消减，社会规则被破坏。

扶老人被诬陷，还是对公共资源的浪费。尹先生自证清白耗费十几天，跑遍街头找监控，警方也投入精力调取证据。这本该是讹人者承担的成本，却全压在好人身上。如果类似案件频发，警力、司法资源被牵扯，社会运行效率大打折扣。

更深层看，信任危机让人际关系疏远，社区互助萎缩，最终受害的是整个社会。

如何惩戒讹人者？

整治扶老人反被讹的现象，不能靠道德说教，得用法治立规矩。要拔高违法成本，让讹人者付出代价。

《民法典》第183条明确保护见义勇为者，免除无责者的赔偿责任。但光有法条不够，执行得跟上。对讹人者，治安处罚要动真格，罚款、拘留一个不能少；情节严重者，按敲诈勒索罪判刑。除了动用法律手段，还可试点“诚信分”制度，讹人者扣分，影响贷款、出行、就业，倒逼这些人守法。法治的震慑力，得让讹人者心痛。

反过来说，老人摔倒去讹好心人，可能与医疗费用昂贵也有关。国家卫健委发布的《2023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》显示，2023年中国人均医疗支出约2300元，但老人摔伤一次动辄花费数千元甚至上万元。不少老人可能没有商业保险，而医保报销有限，为了减轻医疗负担只好昧着良心讹人。针对这种情况，政府可推广“意外险”或“社区互助金”，为老人摔倒兜底，减轻家属经济压力，减少讹人动机。

尹先生是幸运的，他找到了监控，但不能总是让好人自证清白，社会得给好人撑腰，法律得给好人护航。治“好心病”，不是让老人不敢倒，也不是让好人不敢扶，而是让讹人者不敢伸手。